秦国自秦孝公时期开始实施商鞅变法，并且在《垦草令》取得一定效果后，正式进行变法。变法的第一项重大举措，就是确立了“军功爵制”。根据这个制度，只要士兵在战场上获得军功，无论出身高低、社会阶层如何，都可以凭借个人的军事表现获得爵位。这个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划分，任何士卒，只要能在战场上斩杀敌军首级，就能获得军功，晋升为贵族。
例如，如果一个士兵击杀敌军的普通甲士，就可以获得“十七级军功爵制”中的最低级爵位——“公士爵”。而商鞅作为变法的推动者，凭借变法所带来的强国富兵的成果，加上在对魏国的战争中取得了显著战功，他被封为最高的“十七级爵位”——“大良造爵”，这个爵位也成为了他最著名的封号。
展开剩余77%商鞅再次带领秦军攻魏，取得了重大胜利，俘虏了魏国将领魏惠王的弟弟公子昂，迫使魏国将当初丢失的河西部分土地归还给秦国。到这个时候，商鞅的军功爵位已经升至顶级，他在军中是主将级别，在朝廷中的职位几乎等同于国相，地位极为崇高，几乎没有可以再晋升的空间。因此，秦孝公为了奖励商鞅的功劳，特许他以君主的特权被封为“列侯”，封号为商君，并将商君的封地定在了商地区的十五座城池。
相比之下，秦国的名将白起，凭借自己一生征战的辉煌战功，为秦国征服了关东近百座城池，威名遍及整个诸侯列国。在长平之战中，白起亲自指挥，几乎歼灭赵国的全部军队，导致赵国损失惨重，接近一举灭国。虽然因为秦相范雎的干预未能最终灭赵，但长平之战为秦国的统一打下了重要基础。按照白起的军功，他理应被封为侯爵，但直到他在秦昭襄王的命令下自尽前，他仅仅被封为“君”，而并未得到侯爵封号。那么，为什么他尽管战功赫赫，却未能被封侯呢？
其中的原因，很可能与白起和秦昭襄王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。在秦国，单凭军功并不足以获得封侯爵位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白起在早期通过几次战功迅速升职，甚至在两年内从左庶长升至大良造爵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军职。但接下来的十四年里，尽管白起参与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，他的职务和爵位却始终未有变化，依然停留在国尉和大良造的位置。
这段时间内，白起虽然并未被直接升职，但他为秦国征服了大量魏国和赵国的城市，这些成就本应得到进一步的封赏。因此，白起没有得到晋升，或许是因为他与秦昭襄王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，可能是由于宫廷内的政治斗争或白起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不合。
直到公元前278年的鄢郢之战，白起带领秦军深入楚国腹地，取得了辉煌胜利，攻克了楚国的两座重要城市，这才被秦昭襄王封为“武安君”。然而，尽管此时白起已经完成了多次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，秦昭襄王仍然没有将他封为侯，只给了他一个“君”的封号。即使在随后的华阳之战、陉城之战、南阳之战以及最著名的长平之战中，白起依然没有被授予侯爵。相比之下，秦国的其他大臣，像范雎，尽管并未像白起那样有显赫的军事成就，却因秦昭襄王的宠信而得到了侯爵封号。
范雎的例子更是耐人寻味。范雎自从进入秦国以来，凭借自己的智谋和秦王的信任，迅速晋升为秦相，封号“应侯”。他在任期间曾为秦国做出贡献，但也有过举荐不当的错误，然而秦昭襄王并没有惩罚他，反而对他宠爱有加。而与白起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尽管白起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，最终却因一句不满的言辞，被秦昭襄王命令赐死。
从这些事例来看，白起未能封侯的主要原因，或许是因为他与秦昭襄王之间关系的恶化，以及秦国的封侯制度中，单凭军功不足以获得侯爵。只有在特定情况下，如有对国家的重大贡献，或是通过宫廷内的特殊关系，才能获得封侯。
在秦国历史上，只有少数几位人物因军功而被封为侯，包括商鞅、魏冉、范雎等，而单凭军功获得封号的最高级列侯仅有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，他们因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下了大功，被封为列侯。其他像商鞅、范雎等人，尽管战功显赫，但他们获得封号更多是因为其他因素，如政治手段或对国家的重要贡献。
总的来说，虽然白起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但他和秦昭襄王之间的关系疏远，以及秦国的封侯制度，导致他一直未能如愿获得侯爵封号，直到最后被赐死，这也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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